王安石的科举变革

王安⽯的科举变⾰

储葛忆兵

隋唐以来建⽴起来的科举制，⼒图将有知识有才智的⼠⼈选拔上来，以取代世袭官员。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中⼜建⽴起弥封、编排、誊录、锁院等制度，努⼒做到公平公正地选拔⼈才。这个变⾰过程到宋真宗朝完成，科举考试的形式已趋完备。尔后，宋⼈将变⾰的眼光投向科举考试的内容。

唐⼈科举考试，独重进⼠科。进⼠科试三⽇，内容分别为帖经、诗赋、策论，唐⼈往往根据诗赋优劣定取舍。宋初承袭唐朝，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记载，⼀直到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殿试或仅有诗赋题，或增加政论题，进⼠科惟重诗赋的现象⾮常突出。有鉴于此，宋⼈不断提出变⾰主张，其主张其实只有⼀句话：将进⼠科考试的重⼼转移到策论上来。宋太宗以后，⼤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科举考试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的问题⽇益引起朝廷上下的关注。从太宗到仁宗，进⼠科考试中慢慢形成了诗赋与策论并重的局⾯。

既然詩赋与官员的道德品质、⾏政能⼒⽆关，策论⼀步步获得朝廷重视之后，要求独重策论的主张也就出现了。庆历初，富弼《上仁宗乞⾰科举之法令牧守监司举⼠》⾔：“欲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范仲淹庆历年间变⾰朝政，对科举的要求也是“先策论⽽后诗赋”。这种观点，⼏乎得到多数⼤⾂的赞同，赵师民、宋祁、欧阳修都给朝廷上疏，表达同样的看法。王安⽯熙宁变法，科举改⾰乃其重点之⼀。熙宁⼆年（1069），朝廷下诏，要求⼤⾂讨论“贡举法”之变⾰。王安⽯《乞改科条制札⼦》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等⼤⾂纷纷表⽰赞同。有关进⼠科考试内容之变⾰，熙宁年间没有新旧党争之别，新党、旧党领袖⼈物意见⼀致，皆以为科举应该罢试华靡不实之诗赋，⽽以策论、经义取⼠。惟苏轼见解不同于众⼈，其《议学校贡举状》云：“⾃⽂章⽽⾔之，则策论为有⽤，诗赋为⽆益；⾃政事⾔之，则诗赋、策论均为⽆⽤矣……近世⼠⼈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也，⽆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苏轼所见甚是，⼠⼈为官品质和⾏政能⼒，与诗赋、策论都没有关系，他⼈所议皆迂阔之论。然⽽，苏轼观点与多数⼈不同，尤其是与熙宁变⾰的主持者王安⽯不同，当然不被当政者所采纳。

王安⽯等⼈关于科举变⾰之主张，在熙宁三年（1070）科举考试中马上得以落实。熙宁三年以后，进⼠科取舍的重⼼转移到应策⽂。因此，熙宁以后，⼠⼈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的写作上。

熙宁科举制度变⾰，其恶劣后果⽴刻得以彰显，具体⽽⾔，集中表现在两个⽅⾯：第⼀，打造了⼀⼤批阿谀奉承之徒。

应策⽂即当代政论⽂，“多⾔时政阙失”是应策⽂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应策⽂⼤都奉上所好，阿谀时政，歌功颂德。在专制体制中，不允许不同的政见存在，厌恶听到批评的声⾳。考⽣为了进⼊仕途，必须揣摩帝王或当政者之想法，以此作为应策⽂的主要论点，贯穿全⽂。更有甚者，揣摩帝王与宰相好恶，恶意攻击当时政坛上受排挤压迫的政治派别，应策⽂堕落为朝廷鹰⽝。

第⼆，促使考场模拟、拼凑、抄袭、剽窃等⽂风的盛⾏。

科举考试是为朝廷选拔⾏政管理⼈才，考⽣群体就是潜在的官员群体。将来进⼊仕途，⾯对的是教化道德、农业⽣产、国家财政、军事外交、百姓疾苦、天灾⼈祸、廉洁贪腐、⼈才选拔等问题，殿试策问⼤致也就这些⽅⾯内容提问，考察⼠⼈对时政的思考、⾏政能⼒等。如此⼀来，策问内容的重复就不可避免。历年策问遣词造句虽有变化，提问不离其宗。策问内容的重复，给了考⽣以充分模拟学习乃⾄抄袭拼凑的空间。苏轼所说的“临时剽窃，窜易⾸尾”现象⾮常严重。考⽣进⼊仕途前，多数是寒窗⾯壁，没有仕途经历或⾏政经验。部分“锁厅”试考⽣，仕途资历尚浅，也没有太多政见。因此，考⽣们的应策⽂，空疏肤浅，⼤多是搬⽤前⼈现成的观点，加以组合变化，以构成⼀篇新的⽂章。时⽂范本在此就意义重⼤，⼠⼈或模仿或抄袭或拼凑，⼤有作为。

更进⼀步，科举答卷逐步⾛向程式化，直接影响到后来⼋股⽂风的形成。策论的结构⽅式⼤致类似，宋⼈在反复模拟写作中，逐渐形成破题、承题、论述、结论等套路，⼋股⾯貌渐渐显现。顾炎武《⽇知录》卷⼗九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最便于空疏不学之⼈。唐宋⽤诗赋，虽⽈雕⾍⼩技，⽽⾮通知古今之⼈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所⽴之法……经义之⽂流俗谓之⼋股。”

顾炎武在批评经义论策的时候，将其与诗赋作了对⽐，指出诗赋考试相对合理。这与熙宁年间苏轼的观点⼀致。其时，刘攽从另⼀⾓度对策论考试提出批评，其《贡举议》说：“议者或谓⽂词之为艺薄陋，不⾜以待天下之⼠。⾂愚以谓今进⼠之初仕者，不过得为吏部选⼈。国家待门荫恩泽者亦为选⼈，流外⼩吏亦为选⼈。选⼈如此之卑也，⽽天下之⼠以⽂词应此选，岂不固有馀裕哉？”换⾔之，进⼠考试⽆⾮是为吏部选⼈，考核的仅仅是知识储备、智⼒才能等等，不可能与⽇后为官素质直接发⽣关联。先策论的⽬的是好的，效果是差的。所以，元祐初年刘挚追问云：“⾃唐以来，⾄于今⽇，名⾂巨⼈致君安民、功业轩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数，⽽皆出于诗赋，则诗赋亦何负于天下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当时主政宰相司马光坚持认为：神宗皇帝“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此乃⾰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

易之法也”。所以，元祐更化，省试恢复诗赋考试，殿试依然考应策⽂。最终，科举考试⾛向明清的⼋股。

回顾王安⽯熙宁年间科举变⾰及其实践的效果，⼤体来说是弊⼤于利。

摘⾃《⽂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