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本米芾

[藏点 CangDian.com 中国艺术品收藏门户] 2006-01-13 中国文物报 黄河子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稿】 【读后感言】 【Email 推荐】 【关闭】

近来，

某拍卖公司从海外征得绢本米芾《离骚经》１０米长卷， 被相关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实物分别在北京、上海展出。 有关方面还请名家出门， 对其进行评鉴， 可谓一路高歌，

都说这是一件难得的米芾真迹。

特别是《纸绢两本米芾离骚经 之比较研究》（以下简称《纸文》）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之后， 辽宁省博物馆的专家经过目鉴后也给出了肯定的结论， 从而，

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卷纸本米芾《离骚经》， 反而成了“问题”版本。 那么，

这样的结论是否是因为专家的意见， 就可以定调了吗？我们认为为时尚早， 何况，

《纸文》也并非无懈可击。 就在《纸文》发表不到一个月，

沈白先生反应迅速撰文《不可忽视的艺术水准》， 同样，

亦在《中国文物报》鉴定版发表。 该文指出《纸文》在比较时， 对米芾“波澜无定势”的艺术特色， 仅作一般规律的解析，

这种缺失影响了对纸绢本艺术水准的评估。

（参见《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日第七版 我们是赞赏沈文的不同声音， 也认为绢本是远逊于纸本的， 即纸本优于绢本， 绢本病症尚存。

《纸文》虽然也谈书法的用笔、结体、行笔、神韵、节奏等书法要素与审美等问题， 但由于对米芾的书法的特殊性， 既缺少感性的认识更无理性的分析， 只是应用一般的书法道理，

而在总体上又以“纸本仿绢本”的主观臆断为前提， 一切分析便戴上“有色眼镜”， 因此，

许多意见尽管说得都很好， 也在理，

但结合米字米书就好像有些隔靴搔痒。 但一读沈文， 就不同了，

把米书的品貌、特征、风格、辨析得丝丝入扣， 令人佩服。 总之，

绢本文字书体， 确实怯笔、拘谨甚多， 形似神失， 不类米颠，

这是从总体上、艺术气息上看。

如果再把纸绢本分别放到米芾的全部作品中去比较、分析， 相信有更为客观的认识而不是两相比较就够了。

关于谋篇， 《纸文》提到却避开，

继而武断地认为纸本与绢本“无法相比”。 事实上，

由于纸本行距等安排实际上是米书风格反映之— 优于绢本， 所以《纸文》只能无可奈何地说：“纸本的临仿者， 似乎有这个精神准备， 故将行距拉开，

以减弱在谋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旦我们把这个立场调转过来，

就会觉得纸本书者胸存成竹而绢本书者却无此底气， 且怯于空间处理， 只能按自己习惯， 均衡仿制， 这其中包括字距， 也是循规蹈矩，

缺少米芾姿态丰富而有机统一的风采。 祝允明谓：“捕龙蛇， 搏虎豹，

乘风而上下太清”， 此番景象，

在绢本中荡然无存， 通篇只是匠气十足，

怎么比得上纸本的气息贯通， 横斜高下，

自由挥洒？！纸本才是米芾真面孔而看似疏朗， 实则气散缺韵的， 应是绢本。

关于书写的绢质载体，

—般对书迹鉴定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然而，

《纸文》并未提及， 是不是有意回避，

还是抱着和对待纸本一样的观点：“纸的生产年代， 并不等于是纸的使用年代， ”而不作深究，

没有必要了吗﹖我们不得而知。 按道理，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不少已有定论的宋代绢本书画， 《纸文》作者是完全有条件利用此资源， 做出实事求是的比对与分析， 遗憾的是没有做， 这种鉴定的缺失， 也是疑似病症之一。 其实， 米芾此公，

是不大喜欢在绢上书写的。

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写道：“（米芾）纸不用胶矾， 不肯于绢上作一笔。 今所见米画， 或用绢者， 皆后人伪作， 米氏父子不如此”。

苏轼在诗中也写到米南宫挥写时“吃纸”情形：“元章作书日千纸”（《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 当然，

不喜欢不等于一点也不写， 偶尔为之， 也是可能的。

据说台湾故宫博物院也有—绢本《蜀素帖》， 此帖行距也不类米氏常规， 且有乌丝栏，

其著录出现也是很晚的事， 故后人对此也并不当回事， 至于像《离骚经》这样宏宏大幅， 如无对应的史实支撑， 实在是很难排除疑点的。 平心而论，

《纸文》作者如果能证实绢的制造年代在宋， 无论如何是有利于文章的阐发的。 但，

这种关键性的对鉴定米芾真迹有特殊意义的要素却放弃了，

实在令人费解。

关于著录，

历来是书画家鉴定的重要依据。 此绢本“不见诸文字记载”， 却又有收藏印记，

能辨识者仅见—方清人的“是本曾藏宋葆淳家”。

《纸文》作者认为此章是宋氏“专门为这卷《离骚经》而刻的”， 似不妥。

若宋氏确实是个“有名的收藏家和篆刻家”， 此章出现在其他藏品书画、书籍 上也无不可， 如果能出现宋氏其他藏品， 或许利于释疑， 但目前只能存疑， 这才是明智的。

至于绢本已佚的签题、引首、题跋等， 目前还不能排除人为的可能，

决不能以一个“保存不当”可以掩盖之。 恰恰相反，

有意识割去鱼目难混珠的遗存， 是鉴定古代书画经常遇到的问题。 对待绢本，

也不能不予以考虑， 匆匆地排除，

至少目前还拿不出充分的依据。 最后，

关于“海归”书画， 以往许多媒体， 包括有些收藏刊物，

大都抱着一种兴高采烈的态度， 只有极少数人是处于冷静观望的。 其实，

海外所藏书画作品， 问题很多，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郑振铎先生以他的丰富识见， 警告我们说：“今世能识古画者鲜矣， 无论以骨董为业者， 惯于指鹿为马，

即收藏家亦往往家有敝帚， 珍之千金。

尝见海外收藏我国画， 大半皆泥沙杂下， 玉石不分。

而论述我国艺术史者，

每采及不知所云之下品与赝作， 据为妄涎曲解， 可知我国艺术之真谛， 其终难为世人所解乎，

有心人不匿然忧之﹖”郑先生所述， 虽然不是针对具体书画和具体人， 但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启示的。

《纸文》最后说，

绢本米芾《离骚经》的出现“就像一件被沉埋地下千年的出土文物， 乍一相见， 难于识透。

”如果仅仅是“难于识透”， 问题还不会太大，

只要留待些时间和努力于相关信息的发现， 也就是说， 考证它， 还需要过程，

还需要更多的更可靠的文化链、历史链的认定和检验。 如果由于错误导向而最终错误， 那就把玩笑开大了。 鉴定真伪，

不同于艺术的鉴赏，

艺术范畴之内是可以智仁互见的， 真伪鉴定却要排除感情和个人因素， 力求客观公正， 使学术成为公器。 总之，

我们对《纸文》的“诊断”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漏诊项目， 目的无非是想对那些断了文化链的艺术遗产， 在缺少十二分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过于匆匆下结论。 当然， 不定论， 难定论。

这样说不等于就不能拍卖了， 加个“传”字就可以了， 市场法则愿卖愿买，

两厢情愿， 总还可以成交的。 这是另—层面的事了， 留待另文展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