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一类关于神秘世界在毁灭中降生的理论，而它的运动则是一门关于毁灭和创造的艺术。由于这种极度广义的指代，人们当然会对其试图建设的社会产生可观的分歧。
卡尔·马克斯有三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理解：
1，人人赤贫，永恒革命， 让剥削难以长期存在；
2，人人小康，自足无知， 改造人性而忘记剥削；
3，人人巨富，超人遍布， 让剥削失去用武之地。
即使同为共产主义，意义却是大相径庭。
我们按次序将这三种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命名为“一类共产主义”、“二类共产主义”和“三类共产主义”，以方便我们分析它们降生的条件。但在我们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自问几个问题，并将它们的答案作为讨论的前设。
问题一：如何论证共产主义理论？
如果你把哲学当作对话的学科，哪怕只是文字间的对话，那么它当然是值得讨论的。但是，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它们是无法被证明或证伪的。因为它们既不受限于时间，也不受制于空间，甚至也可以跟人类无关。它是一种来自行将降生的神秘世界的感召。它们是推理的前设而不是结果，是源动力而不是目的地。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们为“根本性的直觉”。
问题二：谁是共产主义最大的敌人？
共产主义最大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基要的雏形。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所有的阶级，而不是为某个阶级代言，更不是要保留并优先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专政恰恰是这必须打倒的东西。正如共产主义的建设要消灭资产阶级一样，负责革命的无产阶级最后也必须“消灭自己”。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不澄清这一点，共产主义就总会沦为封建社会的复辟。
我们关于三种共产主义分析的前设已经很明显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系列超验的学说，试图通过毁灭旧世界来召唤新世界。它们呼吁革命者“消灭一切”，最后“消灭自己”。
《团结起来到明天》一类共产主义
要实现一类共产主义，专政者必须“消灭自己”。这和广义的共产主义，呼吁革命阶级“消灭自己”不同。这里的含义相当狭义：除了放弃专政，革命阶级的专政者还必须有意或无意地“导演”自己的退役，使得他在现象界仅存的影响力，全部服务于一个目的——继续革命，并让革命，永恒地持续下去。
只要不断打倒特权，人们自然也就说不清谁是特权。这等于特权“不存在”，至少，无限接近。这是建设一类共产主义的根本逻辑。它的成就仅需一个设计：维护发动革命的专政者唯一必要的圣名——革命的正当性。通过不断革命，尽可能快速地打倒特权，使其和社会上的其他阶级一样永远无法成为稳定的阶级，通过剥削者的不断易主，来让社会忘记剥削，通过革命的鲜血来清洗“阶级利益”，以此遮蔽特权的神秘。
没有稳定的剥削者，自然也就没有稳定的被剥削者。这种专政者不可思议的牺牲使得他的继承者成为注定的悲剧：他的继承者也必须献身“消灭自己”的轮回，有意或无意地导演自己的死亡，永无止境。
二类共产主义
实现二类共产主义的途径是多样的。和注定在动荡中永无安宁的一类相比。它在现象界的诉求似乎显得亲近很多：在无知的庇护下享受有限的幸福。
田园牧歌？小国寡民？这些或许不是它最常见的形态，但也差不到哪去。问题在于，无知自然是“对于历史的无知”，若非如此，英雄就会和恶魔同在。正如同约纳斯所说：“恶的天生萌芽恰恰是通过善的推动一起成长并成熟起来的。”这让历史怪化为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世人沉浸在对英雄的讴歌中，把恶魔的诅咒视作应然，一次又一次地为了避免历史而重蹈覆辙。为了破坏这种悲剧的轮回，共产主义者完全有理由选择最激进的手段：把“对于人的革命”，转变为“对于人之历史的革命”，把消灭的对象从人转移到历史。
也就是说，专政者必须埋葬自己的历史，好似自己和整个旧社会一样从未存在。这无疑是一种比一类共产主义的专政者更令人匪夷所思的牺牲。什么样的专政者才有可能选择这种无名的牺牲，在历史的洪荒中将自己及其周遭的事物，甚至将那些促成了专政，一度令自己珍视的存在，亲手埋葬，最为彻底地“消灭自己”？在一类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专政者好歹还拥有唯一必要的圣名，而在二类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他们一不小心就成为了需要像革命和剥削一样，被遗忘的角色。
毛泽东、钱学森和李四光在分析三类共产主义之前，我们或许需要通过一段吊诡的历史来缓解手段带来的诧异：
不会有多少人没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物，这位革命领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今天恰好是他123岁的生日，所以我们索性借助他的历史。
如果我们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作为，和他对于一系列亲手制造的“历史问题”的评价，我们便不难总结出这种倾向：毛泽东似乎旨在建设二类共产主义社会，但那场在他有限的革命生涯中最令其自豪的运动却确实地将社会导向了对于一类共产主义的建设。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毛的生平中，感受到那种对于被周恩来讽刺为“拼命主义”的“永恒革命”的向往，或者执意要在革命中消灭自己的志向，又或在与钱学森的对话中透露出对于“科学终结”的预言，以及对于“超人社会”的展望。总之，这已经是现象界的悬念。毛的革命并没能终结“社会主义”，因而未有任何共产主义社会在革命中降生。
这时人们就应当问了，难道我们可以站在同志的角度指责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无谓的牺牲？如果我们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只追求结果的事业，我们当然可以有感而发。然而，对于那些将已然做出的牺牲，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仅仅期待结果的人们来说，历史总是十足地吊诡：因为毛的继承者并没有继承毛的革命方针，甚至，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他有限的“继承者团队”中从未出现过这类人物，所以“文化大革命”究竟走向何方，也就成了永世的谜。毕竟共产主义是来自灵知世界的赠礼，它被我们言说，却又不可言说。
时至今日，这种有限的可能是否有被传承，我想，我们不难看见。
《超人：红色之子》三类共产主义
三类共产主义，在那个只有富足的社会，人类并不丧失包括“剥削”在内的任何能力，相反，人类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身心皆已超越了过去的状态，以至于人已然不再为人，不再屑于粗鄙的剥削，而是反动到极致，成为了“超人”。
在三类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专政者的专政将和其他权威一道，随着“技术奇点”，或者任何类似“科学终结”等，象征着人类告别旧世界的时间点的到来而遭到消解，成为力量均等的社会成员中的一员。毫不含糊的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信众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共产主义。生命神圣论者，会在对于“技术奇点”的陶醉中，为瞬间成就的“和平演变”而祈祷。生命质量论者，更是乐意不惜代价地提前它的到来。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未来能够让人类如此期待。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正如其它任何人类的希望一样，总是放任绝望如影随形。况且，现象界微不足道的伤害，往往意味着灵知世界灾难性的损害。
巨大的希望伴随着巨大的绝望。实现三类共产主义的手段充满了两面性。因为“超人”的社会不必凭借一种通俗理解的“革命”去实现。过去，人们总认为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胜利，是通往共产主义最可能的路径。然而，人们忘记了革命的本质：通过绝望、痛苦、焦虑等一切与暴力相关联的情绪的释放，毁灭和创造人的精神和肉体。革命意味着暴力，但暴力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不过，有一种人类新近的暴力却可以替代革命。那便是依靠毁灭的威胁维系和平的力量——名为“核武”的实存！让世界在辐射中升华，淘汰那些不能适应的个体后，辐射自会赋予幸存者同等超人的力量。正如同为人类的个体一样，纵使存在差异，却也极其微小。手段着实疯狂，但并非毫无希望。正因如此，海德格尔得以断言：“如果对原子时代的思考只能安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思就还停留在半道。”
对于这位“革命”强劲的竞争对手，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完全有重点关注的必要。但情况十分了然，比起自下而上，它更可能自上而下的展开。无论如何，这是所有人对于所有人的抛弃。不过正因如此，它才会具有超越“革命”的潜力。如果你想要美化这种暴力，你不妨在这里用上对于革命究极的赞美：
“重新定义，这世界的意义。”
革命，只是混沌的插曲要实现何种共产主义，自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种现象却需要共产主义者们共同警惕：同样的手段并不总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封建社会的复辟与革命同在，而在封建社会真正复辟之前，向来少有人能够洞见它的复辟。
最后，尽管这是革命者的常识， 但我还是希望慎重地提醒世人：
革命，不是只能通往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革命，只通往活在未来的人之意义。
起笔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