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篇第十五」7
【原文】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译文】
孔子说：“真正直啊，史鱼！邦有道他能直书历史，邦无道他仍能直书历史。真君子啊，蘧伯玉！邦有道则出仕行仁，邦无道则退隐不仕。”
【注释】
“直”，正直、真实、公正、客观。
“史鱼”，卫国史官，名鱼，也称史鰌（同“鳅”）。有君子之称。
“道”，仁道。“有道”，即行仁道；“无道”，即不仁道。“邦有道”和“邦无道”是固定用法，可不译。
“矢”，箭，引申为“直”。《博雅》释为“正也，直也”。《诗》云：“其直如矢”。故“如矢”即同于“直”。
“君子”，此处指有德者。
“蘧伯玉”，春秋时卫国著名的贤大夫，子贡外祖父，与孔子亦师亦友，有君子之称。
“仕”，出仕、做官。
“卷而怀之”，意思是把学问和能力卷收而怀藏起来。喻指退隐不仕。后亦简称“卷怀”。卷、怀均为收藏、隐藏之意。
【评析】
关于史鱼的个人背景资料，史籍中难得一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史”是官名，笔者倾向于这种意见。古时常见以官职为氏者。当时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且多为世袭，故不乏以“史”为氏者，这也成为后世“史氏”的一个重要源流。“史鱼”应当即属此列。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对于研判孔子“直哉，史鱼”的评语至关重要。正因为史鱼是史官，所以我们才有理由相信：孔子所赞的史鱼之“直”，应当并不同于孔子所谓的“邦有道，危言危行”（参见《善读「论语」14.3》）。
史官这个职位很特殊，它不像朝廷中的其它职位那样，出仕者可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参见《善读「论语」7.11》）。史官是藏无可藏的。无论邦有道还是无道，历史都需要史官书写，这是史官无法逃避的责任。由于史官这个职位自带风险，因此，书写历史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史官最好的评价。
据《左传》记载，在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齐太史如实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不想在史书中留下弑君的恶名，威逼太史改写，太史坚拒不从，崔杼就杀掉了太史。古时的史官通常为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太史被杀后，接替他职位的二弟、三弟也因坚持直书而被崔杼相继杀害。到太史四弟接任时，仍宁死也要秉笔直书。崔杼无奈，只得放了太史四弟。这时，齐国南方有个史官听说太史兄弟因直书崔杼弑君一事而接连被杀，就背着竹简前往齐国都城，宁死也要接替直书历史的工作。后来听说新任太史已经如实做了记录，这才返回南方。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太史四兄弟和南史这一段舍生赴死、慷慨取义的典故。作为后人，我们实在不敢想象：“崔杼弑其君”这短短五字的历史记录，竟然是以三位史官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正是孔子在本章中所赞史鱼的“直”，也是作为史官最最宝贵的品格！因此，“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其实是对作为史官的史鱼至高无上的赞誉。
另据史书记载，史鱼虽曾数次谏议卫灵公进用贤人蘧伯玉并退弃不肖之臣弥子瑕，却都未能成功。因此在临终前，史鱼令其子将自己陈尸于窗下，而不可依礼在正堂治丧。卫灵公前往吊唁时，见陈尸之处不合礼，问知其故，甚为自责。便即进用蘧伯玉而退弃弥子瑕，并将史鱼移至正堂，成礼后方去。古人称这一典故为史鱼“尸谏”卫灵公。
历来都以为“尸谏”彰显了史鱼之“直”，笔者却以为其实是彰显了史鱼之“智”。老子曰：“知人者智”；樊迟问智，子曰：“知人”（参见《善读「论语」12.22》）。史鱼知蘧伯玉贤，此其知人者一；知弥子瑕不肖，此其知人者二；知卫灵公亦有识人之明，只是为人欲重，却心地不坏，即使“尸谏”无效，也不会祸及家人，此其知人者三。如此直而有智，史鱼亦堪为君子。
在善读「论语」14.25中，我们曾介绍过蘧伯玉勤于正己。本章中孔子赞蘧伯玉为君子，说他能知行知止，“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则出仕行仁，邦无道则退隐不仕。蘧伯玉的事迹很多，此处只举一条，从中即可见蘧伯玉的为人。
据孔子身后400余年的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编撰的《列女传》中记载，有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夜坐闲话，忽闻车轮声滚滚而来，至宫门而止。过宫门之后，轮声复又滚滚而去。南子说：“此必蘧伯玉也。”灵公问其故，南子说：“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南子知道以蘧伯玉之贤，虽在暗昧无人之处，也一定会谨守于礼而在宫门前下车致敬，绝不会失礼。灵公派人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有注解认为：“史鱼之直，未尽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后可免于乱世。若史鱼之如矢，则虽欲卷而怀之，有不可得也”。这种看法，应当是忽略了史鱼职业的特殊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说，吴国公子季札曾到访卫国。在见过蘧伯玉、史鱼等人后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显然是将蘧伯玉、史鱼等人视同君子。公子季札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会见过齐国晏婴、郑国子产、晋国叔向等著名政治人物。他曾三次让国，品德极为高尚，并且见识超卓，崇尚礼乐，因此他的评价应当是可以采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