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在贵州，在省会贵阳南不远处，是一个让人去一次就忘不掉的地方。
红水河的一支分流，从广西绵延至此，拐了一个“C”型小弯，洒下一路清波，形成一片绿树、苍岩、繁花，犹如一个美丽的花环，于是就有了这个叫“花溪”的地方。
花溪，花溪，顾名思义，鲜花铺地，四季盛开，争妍斗奇。溪水碧绿，流动着的是花的河，花的溪。这对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阳来说，实在是上天恩赐，被誉为“高原明珠”。就连陈毅元帅来此看了后，也忍不住赋诗称赞：“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分田。”
几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了贵州花溪，花溪之美，令我至今难忘。而丛林怀抱中的一座不起眼的小白楼更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楼房一侧，两颗茂密的大树中间，立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赫然写着：巴金，原名李尧棠，我国文坛泰斗。一九四四年五月，携夫人萧珊，南下旅游结婚，就在此小楼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度过他们幸福的蜜月。在花溪的历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一朵美丽的爱情之花，就这样悄然在花溪绽放，让花溪之美，美上加美，成就文坛一段佳话，也将成为我这篇小文章里一个凄美的话题。
还是先来说这段爱情佳话，这段近似于传奇的爱情佳话。
故事主人公之一萧珊。
萧珊，浙江宁波人，从小在上海生活，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多情多梦的女孩子。她因为喜欢读巴金作品而对作者本人心生爱慕，并把这种爱慕付诸于行动，在与巴金几次通信和见面之后，她就把爱慕升格成了愿把一切都交给巴金的崇高的爱情。当时萧珊只有十九岁，巴金比她大了十三岁。正在大学读书的萧珊，年轻，文雅，漂亮，聪颖，大胆而又活泼。齐耳的短发，丰润的脸庞，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言谈举止，处处留露出新时代女性的特性。为了爱情，她不管不顾，冲破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力。而当时的巴金，尽管因为写了《家》等作品蜚声文坛，但在当时社会下，他的生活仍然不安定，加上年龄的差别，担心不能带给萧珊幸福，甚至会影响萧珊的青春和前途。他在犹豫着，彷徨着。萧珊不管这些，采用咬指、剪发等女孩子追求爱情的方式，表达她对巴金忠贞不渝的爱情。巴金被打动了，他与萧珊定了姻缘，八年之后终于结婚。
八年时间，两人分了合，合了分，短暂的恋爱甜蜜，别后的思念之苦，困难的考验，时间的考验，不变的是他们爱情的永恒——巴金对萧珊的爱，刻骨铭心；萧珊对巴金的爱，铭心刻骨。萧珊说，如果巴金不说结婚，她还会继续等下去，一个八年，两个八年，三个八年地等下去。
巴金呢，要结婚了。他在想，和等了自己八年之久的恋人去哪里结婚呢？按照巴金当时的条件和影响，在大都市里举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并非难事，甚至还会像现代许多“明星”结婚一样，会产生许多轰动和名人效应吧。可是，巴金不想这样，低调，务实，让他想找一处美丽的僻静之地，去细细品尝属于他们的甜蜜爱情和幸福。一个美丽的名字、美丽的地方跃入了巴金的脑海——贵阳花溪，这是巴金心目中早就向往的一个地方。巴金说，“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一个美丽、善良、多情的姑娘，心里就涌起一股热血和朝气”。这个美丽、善良、多情的姑娘，当然就是萧珊。
1944年盛春时节，巴金带着萧珊来到贵阳市区南32华里的花溪，没有张扬，悄然无声，甚至在住宿登记薄上用的都是假名字。
没有来宾，没有证人，没有宣誓，没有仪式，住的是普通房间。没有新被褥，未置办新衣服，更没有酒席婚宴。那天晚上，两人只是到小镇上的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在宾馆房间暗淡的油灯下，拉开了他们新婚之旅的序幕。陪伴他们的，是花溪的流水声。馥郁花香，浸透春夜。迎接他们的，是百花盛开，千紫万红。花丛之中，莺啭啼鸣……两个人感到无尽的幸福，安宁，温馨和甜蜜。
他们在花溪住了三天，又去贵阳住了三天，然后又是匆匆地别离……
不久后的一天，在贵阳住院治病的巴金，想起他与萧珊的甜蜜爱情，忍不住独自一人再去了花溪。他踏草地，钻丛林，登小楼，跨小溪，寻觅着萧珊留下的足迹，感受着萧珊留下的气息……用他独有的方式，依依不舍，告别花溪，告别贵阳，带着笔墨稿纸，开始新的人生行程……
请允许我再补述一件事情：
萧珊还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巴金从上海去看望她，住在萧珊与其他同学合租的房子内，谁知竟然病倒了，发烧，头昏，四肢无力……正在这时，防空警报拉响了，日军飞机要来轰炸昆明了，巴金却躺在房间里不能动弹。室内其他同学都跑出去躲藏了，萧珊没有动。巴金劝她出去躲一下，萧珊不去，坚决说，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等待死亡……
这就是巴金、萧珊生死不渝的爱情见证。
解放后，虽然生活安定了，但由于巴金是大作家，他要写作，要体验生活，要去参加许许多多的社会事务，两人仍然聚少离多。但两人之间的爱情之火非但没有降温，没有熄灭，反而通过南来北往的书信或打个电话问候，愈加亲密了起来。我手头有一本书就叫《巴金家书》，里边收集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间巴金、萧珊的三百八十多封通信。信中巴金称萧珊为蕴珍（萧珊原名陈蕴珍）或珍，萧珊则称呼巴金为李先生、巴先生，或者直接就喊了“亲爱的朋友”。信里边记述多为工作生活的琐屑事情，但也不乏夫妻间的思念、惦念、挂念之情，甚至还有巴金面前萧珊小女人般的任性，撒娇，“小资”情调。一封萧珊给巴金的信中就抱怨到：你给孩子们买了糖，咋就忘了我呢？跟孩子们“争风吃醋”之可爱情态跃然纸上。而巴金在信中则是督促萧珊学俄文，指正她译文的不当之处，要求她读书……一副先生和长者的严肃模样。而大多数信件，都是巴金在信中交代萧珊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这本书是巴金、萧珊的女儿李小林收集出版的，是“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本书。书的《后记》中写道：“文革”初期，作为罪证，造反派抄走了巴金家中的所有信件，萧珊天真地请求造反派留下这些她珍藏的属于她的书信，遭到了造反派的拒绝和训斥，说她“不要脸，年纪这么大，还写这样肉麻的情书……”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革命”当中，萧珊为她坚守三十年的爱情献出了一切，包括生命，带着无尽的遗恨、遗憾离开了人世，一朵美丽的爱情之花“抱恨”凋零，留给巴金无尽的思念，不胜唏嘘……
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