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皑皑白雪中渐近年关了。那时的雪把冬天当成它的家,在漫长的冬季里,时不时回家看看,一看就是三五天。待雪过天晴,母亲就三天两头地跟我弟说:“快过年了啊,早晨不可以躺床上唱啊唱的了。”
父亲是个湖南花鼓戏爱好者,常在家里哼唱《铜锣补锅》《刘海砍樵》《蔡鸣凤》这些花鼓戏。小弟悟性高,虽然记不全唱词儿,却可以自编,见子打子,随口就来,每天早晨不唱个把小时不起床。
母亲说是过年要赶吉利话说,唱花鼓戏啥的,不好。可是,母亲提醒归提醒,小弟照唱不误。母亲忙起来了,也懒得管他了。
吃过早饭,母亲吩咐我搬一把椅子到门前的禾场里,她自己从沟坡边的棉梗摞上拉了几捆棉梗,麻利地抱到禾场上一字儿排开。母亲又从屋山头抱来一捆稻草,放在棉梗边。“姆妈,要不要我用铁瓢子舀几瓢子水来?”母亲已经摆开了扎把子的架势,我晓得母亲往年都会在棉梗上覆一点水的,她告诉过我,有点湿的棉梗不至于太扎手。“春丫头蛮精灵,出大太阳就要,今年不用了,老天爷替我浸了水了。”说罢,母亲就将椅子放倒,麻麻利利地扎起来。
不几天母亲就扎了好些把子,屋山头靠墙堆了人把高,码了一长溜了。待母亲用抒情的语调唱着“青线线那个蓝线线……”的时候,坐在屋子里看书的我就知道,母亲的过年把子已经扎完了。
“春儿,明天我们家打豆腐呢!”听到母亲的这句话,心湖里就像谁投了一块石子儿,分外激动,因为,年的脚步更近了啊!
等家里的那架老磨子被母亲翻来覆去用清水刷洗干净了,我赶紧搬一条长板凳放磨子旁边。母亲把泡好的黄豆用筲箕沥好,放在长板凳上,忙得满脸通红的母亲对我一笑,说:“咱娘俩开始磨吧!”我满怀信心地说:“好!”之所以满怀信心,是觉得自己有可能比去年予磨(把需要磨的东西放到磨眼里)予得好些了。
我端坐在长板凳上,一手握着铜瓢子,一手抓着筲箕,精神高度集中。“不用太紧张,用点心就好。开始了啊。”母亲的“开始”一出口,她的双臂就有力地推起来。眼看着磨眼就要到我这边了,我用铜瓢子舀了一勺,往磨眼送去。明明快送到磨眼了,可是,不知咋回事,我手里的铜瓢子和黄豆竟然飞到了地上!我紧张地看了看姆妈,生怕她骂我。看看她并没有骂我的意思,我捡起铜瓢子的刹那,一个人笑倒在地上。这时候,母亲就一边笑一边骂我:“疯丫头,还不快点起来!予个磨都予不好!”
每年的豆腐都需要打一整天。最费神的是沥豆腐渣。心灵手巧的母亲用洁白的罩纱子布做了个沥豆腐渣的架架,把滚烫的带渣的浆水一瓢瓢舀到架架里,慢慢地摇,慢慢地沥。沥一次要比较长的时间,一锅豆腐要沥几次。每沥一次,快完的时候,罩纱子布里的豆腐渣里还含着些许浆水。这时,母亲会用吃奶的劲死命挤,压,直到罩纱子布里的豆腐渣随手一甩就散阔阔的才罢。沥好的浆水再回锅,母亲嘱咐我先大火烧到翻翻滚,再中火煎,最后小火熬。
母亲将豆腐用罩纱子布包好,用水缸木盖和石头压好,已经深更半夜了。我呢,说不定早在灶门口睡着了。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母亲正握着菜刀,哼着小曲儿,高高兴兴地切白白嫩嫩的豆腐。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愣会儿神,真不敢相信这些四四方方的白东西是黄豆变出来的,而且,还是我和母亲变出来的!
打完豆腐打糍粑,打完糍粑熬麻糖,熬完麻糖晒苕皮子、玉兰片。年关前的母亲有条不紊地安排着这一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别人家有的过年的吃食,在母亲的精心准备下,咱家一样也不少。
大年三十啦!父亲照常最先起床,把大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姐弟妹仨总是破天荒不用父亲叫就起来了。奇的是,这天清早小弟没有唱花鼓戏,他穿戴洗漱好,就去隔壁国伟家溜达一圈。
他溜达完一回家,就直嚷嚷:“我跟国伟他们玩草把子龙去的哟!”母亲没当回事。父亲也没当回事。倒是我和小妹、国珍几个,跟在他们的草把子龙后面,嘻嘻哈哈,开心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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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草把子龙是哪个做的,我至今也不晓得。不过,那金色的龙身,昂着的龙头却是神似的,跟每年到我们这里玩春景舞的龙像极。他们七八个小男孩子举着竹的龙脚,兴兴头头地闯到一户户人家堂屋里就自问自答:
“青鸡龙?”
“有!”
“进门来?”
“有!”
“添喜又添财?”
“有!”
……
他们也不走远,就在春风、洪峰两个村附近玩。每到一户人家,那些叔叔伯伯们看到这些举着草把子龙的可爱孩子,赶紧把本来开着的大门打得更开,欢迎他们进去。并扬着笑脸饶有兴味地观赏,仿佛观赏啥特别值得观赏的景致似的。
欢呼到最后,领头的人手里高举着屋主人打发的钱或者鞭炮或者吃食,有时甚至有烟,他们一群又喊到:“多谢老板的鞭(或者烟),发财取齐(方言:到)天!多谢老板的钱,发财万万年!”
我和国珍看了一会就回家了,我和她是家里的老大,可不敢不管不顾地玩。回到家就看到父亲和治峰叔都在各自的门前比比划划贴对联,我和国珍吐吐舌头,赶紧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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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刚贴好,母亲就出来问:“咦,霞巴呢?建梅呢?”我不敢告诉母亲,因为他们一个玩草把子龙一个看草把子龙,我这个姐没阻止。恰在这时,只听得:“我们回来啦!”弟弟妹妹就从屋山头闪出来。原来他们早回来了,和国伟他们在分战利品呢。霞巴将手里的几枚银毫子往母亲一递,说:“姆妈,给!玩草把子龙得的!”那声音、那神情骄傲极了。母亲就喜滋滋地接过去,说:“乖,姆妈先替你收着!”
我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
没有母亲的日子,总觉得这年已然缺少了许多特别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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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糍粑不用自己打,自有机器上门,分分钟搞定。麻糖不用亲自熬,每到腊月,家门前不时有人吆喝:“卖——麻——糖——哦!正宗的红——苕——小——麦——麻糖哦!”那腔调拖得,似乎世界上的麻糖数他家味美。打豆腐更加不用说,只要往菜市场一站,卖豆腐的就对着你一个劲儿宣传他卖的豆腐咋样咋样好。
咋样好呢?再好,也不可能有帮母亲磨豆腐、沥豆腐、熬豆腐的辛苦与喜悦,也不可能有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年,已然随着母亲的离世远逝了。每年腊月,家家户户忙着备年货的时候,我总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想起她赐予我们的最特别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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