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重新谈谈爱国，为什么要重谈这个话题？
因为有两位爱国人士蒙受了冤屈，所以我要重谈，虽然他们离我们的时代很久远，但我想他们是先秦人士里具有“爱家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很接近，一个春秋，一个战国，但区别就在于他们所处的阶级，一个是家臣，一个是大夫。这点区别可见下图(宗法)，也由此来说明先秦时，谁才配爱国？
由图观之，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关系，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加上爵就是五等，这样的宗法，加上礼法，在西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君权天授”，逐级分封，恩威并施，使天下成为了“家天下”，常言道“天下之滨，莫非王土”。但它的弊端也会逐渐显现，首先当时的诸侯有同姓，也有异姓，其次，由血缘而成的“宗”，最后会在血缘淡化时表现为分裂，当然也和权力获得的不对等有关，这点放到后面来说。
先说先秦，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就是诗歌，曾有人说文学的起源，中国璀璨的是先秦的诗歌，西方璀璨的是希腊悲剧，也就是现在的小说。那么今天我要说到的屈原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正如我在读过施蛰存的《怎样纪念屈原》时，所写的读后感一样，这里我仍旧重点谈“爱国”，因为诗只是屈原为了宣泄他报国无门的苦闷志向的一种手段，他的重心是爱国，这就是他蒙受的冤屈，用我以前的话说就是:
而今，“爱国诗人”已经成了屈原的标签，打在屈原身上的文化符号，并和端午节捆绑销售或宣传，并加入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日活动，更是将屈原这一人物“复杂化”。也许诗人屈原，爱国忠臣屈原渐渐会在历史里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粽子”商标，龙舟赛事，不禁想改写施老那个时代的论断。
真是呜呼哀哉，端午节愈热闹，诗人就只能隐退。
——丹妮文学馆《施蛰存<怎样纪念屈原>:忠臣屈原不是诗人》
屈原之冤，是后人给的，但终究他的爱国是被认可的，也是合法的。当然此法非现在的民法。
何为周法？
秦帝国之前，有春秋战国，再之前有夏商周，在之前便是三皇五帝，这里还是不去考究现在普遍意义认为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是否曾在，或者说怎样的存在形式，之前我也在文章中有所论述，对于他们的认识，更多是后人找寻的身份认同的符号。
这里来说说国家，准确来说是家国。因为先秦时没有国家的概念，诸侯的分封制是西周初稳定局势的制度，使天下成了“家天下”，那时的国家最多算“半主权国家”，是邦国制度，可与现在的英联邦比较，但不同的是，那时加入的联邦国不是随出随进的，其次加入后就成了隶属国。
但就是这样的邦国制度在几百年后，使民忘了国，只记得家，并且这种制度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尾大不掉，小宗人数越来越多，因为分封只有两级，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虽有世袭，却只传嫡长子，最后士等级之下的小人，这里包括落魄的诸侯旁系，大夫旁系，将“天子”架空。这也是周灭国的原因之一。家臣们甚至可以认为“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意思是说在士的家臣眼中，无诸侯，更无天子，只有家，也应该忠于大夫。这就是南蒯“爱国贼”得名的时代背景，故事的缘由是南蒯言志“为鲁国”，和自己的主公季孙氏相斗，最后遭来被驱逐的命运，来到齐国时，齐王却说他是“叛贼”。
春秋战国沿用周法，但那时“士”族已经逐渐的由第四等走向了政治舞台，周游列国的大多就是“士”。
这样的立法，以及隐患，一切都要从周的建国说起。周是怎么来的？周为西戎，商为东夷，周为小国，由于商时，并无君臣管控，于是周壮大，代商而立。立前，文王死，立后，武王死，又出管蔡之乱，颇有四面临敌之感，旧有商臣，内有王乱，东有东夷。然周得天下，打着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旗号，并非其后“法家”宣扬的那样，更不似秦的大一统，其实乃暴政，若周效仿，很可能走了商的老路，商有“射天”，人殉，人牲之说，也是儒家代表孔子不能容忍之暴行，所以周公想出的“法”是礼法，当然继承方面，则是宗法，礼在前面的说文解字里说到和祭祀有关，这里加入了秩序，也就是等级观念，而用以平衡这种“不平等关系”的也是乐，乐有不同，但各司其职，方得和谐，用于家国，则是天下一统。
除了制度上的革新，周公也想出了封建制度(分地建国)，井田制度(公田与私田)，宗法制度(嫡长子制度等)。
而这导致的后果是几百年后，士的家臣爱国竟被公认为有罪，有罪的原因是僭越。越级而为，就违背了礼法，也违背了宗法。我想这应该是周公没有想到的，正如屈原没有想到他会被冠以诗人之名，在端午时节，和粽子，龙舟一类词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现今的人也很难想像到古人爱国竟有罪，从秦帝国之后的中央集权，到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的共和国，鞭长莫及的邦国制度早已消失，“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口号比比皆是，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内容，然爱国的权力自由后，“爱国”反倒不那么热忱，当“爱国”被国人当做笑话来谈论时，我便会想到南蒯，想到屈原。爱国之心不被理解，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其实想来，不都是悲哀吗？
附:
②主要参考书籍:易中天《祖国》和《奠基者》
无戒90天挑战训练营第三期
第六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