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副标题是How christianity lea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 western success。作者把西方崛起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的兴起。在我看来这样归因不是很能说服人，但总体来说，这本书对我们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本书导论开篇写到：当欧洲人率先开始探索全球的时候，最让他们吃惊地不是西半球的发现，而是他们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技术优势。这句话我相信是真实的，因为传说中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在西方看来也是大大的名不副实，几万人的军队就可以击溃整个国家的军队了，这样的军事差距，简直就是蒙古帝国当时征服欧洲时的气势，只不过这次形式完全倒转了。促成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制造能力的突飞猛进，以及包括武器在内的技术水平上的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两个时代的战斗，拿着长枪大刀的东方民族在火枪大炮面前不堪一击。
本书的目的是顺着这个明显的线索向前追溯，是什么引发了工业革命，为什么东方的炼金术没有发展成化学，机关术没有发展出蒸汽机？本书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个重农抑商的国度，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商业行为。没有商业的鼓励，人们是没哟创造的积极性的，只有当人们看到某条路径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他们才会倾尽才华地追求。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那么中国又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呢？从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发现商业的重要意义了，他是是国富民强的有效手段。可是自秦完成统一以来，商业的地位就被完全的贬低了，商人成了吸血鬼，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我想，这样做的主要愿意是便于管理。
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的意志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太强，作为皇帝这样一个以一人对万民的存在，他首先要做是巩固统治地位。可以说皇帝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众对立的。皇帝基本上不会考虑双赢，他从来没想过藏富于民这件事，他是所有人的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不可以积累财富，最好保持在为生活挣扎的边缘上，这样就既无闲暇胡思乱想，又不至于活不下去起来造反。结社是不可以的，人口流动也是不好的，因此商业这种活跃的，行动范围广泛的，要与很多人发生联系的，可以积累大量财富的行为就是帝王必须限制的，不仅要从行动上限制，还要从思想上限制。
这样看来，中国资本主义或者说商业的发展受限的原因是王权过盛，或者说是统一造成的。欧洲由于地理等条件的约束，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而是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王国、城邦。这些小国的统治者没有能力过分地约束臣民，当民众可以用脚投票时，他们就能够向统治者要求合理的权利，甚至很多城邦如威尼斯本身就是由商人阶层控制的议会统治的。
在本书作者看来，欧洲没有形成王权独大的原因是基督教，基督教的兴起使得神权与王权相互制约，达到了某种平衡。王权的基础是暴利，而宗教的基础是信众，相较于王权的对统治的追求，宗教更倾向于富裕信众的供养，与民众利益较为一致。而且教派形成了一个强大到足以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组织，很多时候享有免税等特权，甚至可以对英国国王实施绝罚，逼迫其投降。同时，经济宽松的教派建立了经学院，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对圣经和上帝进行逻辑推演与解释。一神教的神祗较少干涉人间事物，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与人类之后就等着最后审判了，世间万物是上帝已经写好的谜题，等待人类去探索。而多神教涉世较深，掌管各项事务的神佛多如牛毛，信众较不容易深入探索，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神秘力量的操控和命运的安排。一神教的这种特质使他们发展出了较强的逻辑能力，这边是标题所说的理智的胜利。
相比于本书的宗教决定论，我个人更倾向于地理决定论，与拥有广阔平原的亚洲不同，欧洲多山多海的地形造成了地理隔绝，没有形成大型帝国的条件，强大如罗马，也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向北扩展能力不足，最终也陷入分裂。可以说，王权收到限值原因主要是地理环境，统治难度较大，罗马再怎么修路，也没办法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山的北方。
可以说，东西方的差异是另一种程度上的资源诅咒，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由农耕文明到游牧文明再到商业文明的演化是另一层意义上的进化论。商业文明的核心是分工合作，是创新。能组织最多人员和资源的人最牛逼，能创造最多人喜欢的新发明的人最牛逼。那么我想知道，历史的车轮下一次滚动会是什么时候，下一种文明形式又是什么？上一次是小国打大国，下一次那种形式的国家会占优势，新文明又会对个人素质提出哪些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