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这几年，尽管关于美本留学的焦虑没停过，但中国学生对美本的热情倒是依旧。只是成功上岸后，更为隐秘的压力却鲜为人知，如学业、社交、未来发展......求学于大洋彼岸的学子们，到底在经历怎样的挣扎？
文丨Jennifer 编丨Sherry
早申放榜之后，这段时间正是孩子们全力奋战美本常规申请的时候。
尽管印度已经超越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第一大生源地，但中国学生对美本的热情依旧火热。
不过，留学的挑战和变化还是有的。
除了留学成本水涨船高、美国大选带来的担忧，学业压力，也是一个隐秘的挑战。外滩君前两天就讨论过留学生的补习大趋势（《交完天价学费，还得掏钱补课？留学生销金窟的一生》）。
一些极难适应的学生，甚至会被学校劝退。
美国厚仁教育集团就曾专门调查过留美中国学生中被劝退的学生，最新报告显示，本科生被劝退的比例最高，而被劝退的最主要两个原因是学术不诚信和学术表现差。
过去这些年里，雄心勃勃的留学生们，究竟在经历怎样的挣扎？
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一直在做关于跨文化与高等教育的研究。2012年起，她深入美国50多所高校、中国9所高中，深入访谈了几百位中国留学生。
在《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中译名：《留学的孩子》）一书里，她将这些留美学生的状态描述为“志向和焦虑并存”。
左：《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
右：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颍毅
一直以来，留学美国都被不少人视为接触高质量教育、更多元价值观的另一条路。
随着时代变化，这条曾经“理所当然”的留学路也在接受更多审视，并指向一个不得不思考的终极问题：到美国留学是否值得？
沉默寡言的学习者
马颖毅教授的受访留学生中，既有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学生，也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通过这样的田野式调查，她也较为直观地看到一些中国学生可能面临的集体困境。
比如，课堂参与上的难题。一直以来，语言障碍都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但是，随着美国大学的托福成绩要求提高，加上更多学生在国内就读于国际化学校，纯英文环境浸泡，至少语言障碍，已经不再是阻碍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关键因素。
那为什么，中国学生在不少美国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印象中，往往却是“课堂上沉默寡言”？
调查研究显示，近60%的受访学生认为他们的英语很好或很优秀，但只有略多于30%的学生表示自己经常在课堂上发言。
与此同时，学生自己也对此感到焦虑。
他们深知，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是美国大学博雅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交流思想和促进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理解的关键工具。可是，很多学生表示，“我在课堂上不怎么说话，我的中国同学也不怎么说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等待其他人发言。”
通过深度访谈，马颖毅发现，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完美主义”倾向——
“我必须不断思考要问什么，因为我不想提出愚蠢的问题，我想问有价值有思想的问题。因此，我要比美国同学花更多的时间来反应和思考。我也知道，课堂发言对我的成绩很重要，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课堂上，当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我的美国同学经常能自发地作出反应。但是我经常是在心里‘草拟回应’，当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准备好的时候，话题已经转移到下一个了。所以我一直在筋疲力地努力追赶，始终无法加入谈话。”
这些内心戏，是很多学生的真实内心写照。同为华裔，马颖毅教授其实非常能理解他们。
《学习的文化基础》这本关于东西方学习差异的书籍就指出，哪怕在西方长大的东亚移民子女，也广泛存在“不情愿的说话者”现象。这背后是 “行胜于言””三思而后行”“知者非言也”等影响深远的传统价值观的传递。
而马颖毅刚上研究生院时，她的印度裔教授却说：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呢？即使你没听明白，也可以引领，关键是你内心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大家会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中，对沟通和演讲技巧的重视程度，也截然不同。
很多学生在出国之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中，应对竞争激烈的标准化考试（包括留学申请所需要的标化考试），使他们成为了沉默且焦虑的学习者。
而口语交流，在标化考试中所占比例极小，也就不可能成为教育目标中的优先事项。到目前为止，陈述和辩论式学习，依然很少被纳入中小学的标准课程当中。
此外，在标准化考试背景下，学生也被教导习惯于给出正确的标准答案，这一思维惯性一旦形成，也就迁移到课堂讨论当中。
相比之下，西方学习更强调沟通、表达和辩论，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
比如，在美国学校，演讲训练一直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学开始，学生就会参与讨论和个人陈述；从中学开始，学校经常有辩论队，学生可以参加各种级别的辩论比赛。
当然，这些荣誉也有助于赢得大学招生官的芳心，属于升学竞争中的一部分。
不过，马颖毅也发现，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相较于在大群体中发言，他们更倾向于在小团体中进行讨论和交流；如果在发言前能有几分钟时间做准备，他们的焦虑感也会大大降低。
“美式社交”幻想破灭
光鲜下的挣扎，不仅仅是学业，还有更隐性层面的社交生活上的焦虑。
为什么无论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的留学生，都倾向于“抱团扎堆”？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难与美国学生打成一片，也很少有亲密的美国朋友？
马颍毅发现，除了语言层面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阻碍，来自美国校园文化本身——很多中国学生对美式派对文化不适应，感到难以接受。
“美国大学生非常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是周末聚会，聚会上很多人都要喝酒，同时玩一些喝酒游戏，比如，在一个啤酒瓶上放个乒乓球，大家一起吹，球击中了谁，谁就喝酒。很多中国孩子没办法加入其中，也觉得喝酒游戏难以忍受。”
有一位中国学生还告诉马颖毅，她曾参加过几次类似的聚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喝酒，甚至有人吸大麻。这让她感到难以接受，非常反感。
于是，很多留学生为了避免这样的场面，更愿意待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这个圈子的娱乐相对简单，“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去KTV唱歌，女孩逛街，男孩打游戏”。
马颖毅将这称为中国孩子的“自我保护性隔离”。
矛盾的是，“接触多元文化，交到更多美国朋友”，这本是他们留学的目的之一，甚至父母都会叮嘱孩子“多交美国朋友”。
现实中的社交受挫，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落差感，进而影响留学状态和满意度，包括学习、社交、日常生活的适应。
不过，马颖毅还观察到，也有一些学生则是在亲历文化差异后，主动寻求“回归”。
比如，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英语说得非常好，性格外向，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ABC。但当他真正融入美国学生圈子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享受多元文化，反而更乐意在中国同伴群体中寻求安慰和支持。
于是，他又回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在群体里承担领导职务，主持春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归，出去转了一圈，想象破碎，再回来。”马颍毅表示，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回归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尽管他表面上又回到中国学生当中，但他出来看过了、交往过了、感受过了不一样的世界，那和他当初没有走出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希望，很多学生能在出国留学前有一个相应的“文化工具箱”，它不仅仅是英语水平，还应该包括对美国派对文化的心理准备，对跨文化交往技巧的训练，比如如何开始一场谈话、如何让谈话进行下去、如何适宜地互动等。
这些都能让他们在不同文化的社交圈里，感到更舒适和自信，更游刃有余地做出选择。
更隐性的焦虑：“教育投资回报”
除了学业和社交上的挣扎，很多学生的一大焦虑还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其中，还有一重特殊的压力——对父母的亏欠感。
马颖毅发现，虽然中国学生很少需要承担经济债务，不需要像美国学生那样偿还高额的助学贷款，但是他们都深切地体会到父母为支持自己留学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这本书的受访对象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需要全额支付在美国读本科的学费，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在内，平均本科花费近50万美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对于普通家庭学生来说，这笔教育投资大大消耗了父母的积蓄。
这些年，随着留学在中国越来越走入寻常百姓家，拥有不同资源的父母，会尽其所能在孩子的教育上进行投资——有的家庭向亲戚朋友借钱，有些家庭卖掉房子，有些家庭甚至打几份工来支付孩子的高昂留学费用。
因为这一代中国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更舍得进行教育投资，同时，也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这导致很多孩子对父母常常有一种亏欠感。在经济下行的态势下，这种亏欠感更甚。
这也使得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自己在毕业后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能否挣到足够的钱，让父母的教育投资得到回报。很多学生坦言，“如果我不能偿还父母，我会感到可怕和焦虑。”
哪怕是一些家庭条件优渥的学生，也同样有“出人头地、证明自己”的精神压力。
马颖毅还提醒我们，要关注很多孩子更为“前置”的焦虑和挣扎——很大程度上，这种矛盾心理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形成，体现在申请大学、选专业，乃至求学规划的全过程。
01
洋应试VS国际教育
这些年，爬藤竞赛和冲击Top30、Top50名校的竞争压力，让不少学生即使在国际教育体系里，也难逃“洋应试”的裹挟。
一些国际学校的外籍教师就震惊于，自己学生居然不惜逃课来参加课外托福培训和SAT补习班，以取得更高的分数。
“洋应试”的环境下，学生内心也不无挣扎。
马颍毅教授曾采访国内一所中学的国际部，这所学校虽然有模拟联合国等课外活动，也会在辩论赛上讨论包括艾滋病问题、世界各地女童教育等国际议题，但是学生们依然觉得，自己所接受的国际教育并不完整。
“虽然我们是在国际部，但是我们没有太多课程是关于国际问题的。绝大多数课程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或者商业和经济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选择很少。”
由此可见，很多孩子在忙于应试的同时，却也向往更全面的国际化教育、全人教育。
02
功利取向VS兴趣取向
留学申请，需要学生在个人陈述、推荐信和课外活动中，尽可能展现自己的天赋、兴趣、个性，彰显自己的独特灵魂。
但讽刺的是，其实绝大多数学生对于自己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未来想要做什么，感到很迷茫。因为在长久以来，以考试成绩为单一取向的价值观念，已经阻碍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探索。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的专业选择，会更倾向于选一个热门好就业的专业，在STEM领域扎堆。这里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当然也有一方面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喜好和方向，只能听从父母的建议，或者做出从众的选择。
此外，对于留学生来说，专业选择还受制于对未来留美的规划。因为想要留美工作和发展，或者以此为过渡跳板，就必须认真考虑，什么专业更容易在美国找工作、能否申请OPT等现实问题。
03
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
很多学生在美国，最常听到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you are your own person”（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强调你要找自己的长板，不要去跟别人比短板。
可不得不承认，与美国学生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学生依然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体主义”倾向，哪怕他们中一些人是在国际教育体系中成长。毕竟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一个集体社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更容易活在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期待里。这种期待，也成了一种压力的来源。
“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重塑自己的内在评价系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塑的过程，也必然伴随内心冲突和矛盾。
结语
这些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经历了大跳水，从2019学年的37万人下降至2022学年的不到29万，其中有不少分流去了加拿大、英国等地。
马颖毅教授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变化——美国正在失去中国的顶尖人才。以清华大学为例，选择赴美留学的毕业生比例，2018年为11%，2021年仅有3%。
不过，在她看来，中国学生和美国高等教育依旧彼此需要。留学这条路，还会有很多人走。
只是，今天再度审视和思考留学这件事，我们或许会可以看得更通透。
马颍毅教授的观察，帮助我们更多一层社会学视角。她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裕群体中，获得西方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家庭战略。
“这背后野心和焦虑的双重性，其实根植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的愿望，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正是一种志向和焦虑并存的状态，它也是这一代留学生成长的时代背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变化这么大，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受到很多变化。
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期待和目光，在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留学生群体还将继续经历着自己的成功与挣扎。
但如果把视角放到个体身上，她认为，美国留学最大的意义，或许是让人习得一种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像她28岁刚开始工作时，班上竟有50多岁的学生，这让她不知所措，也经历了很多内心冲突。今天的泰然自若，恰恰来源于那些难以想象的经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开放。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压力、冲突，甚至痛苦。但马颖毅教授提到很多被采访学生提到的一个词：horizon，“眼光”。当我们走出去，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后，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眼光”。